薛良说：“嗯，再有一个星期就杀青了，从内地一直拍到这塞外，可算是辛苦到头了。这片拍的南宋末年，那真可谓是中国历史上最窝囊最无能的朝代，又么一出悲剧，也不知拍完了收视率怎么样。”
姜教授笑吟吟地道：“你们这出戏收视率怎么样我是不知道，不过要说大宋是中国历史上最无能最窝囊的朝代，我可不大同意。”
薛良下意识地问：“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话说，他虽没有系统的研究过什么历史，不过时常也上网看看杂七杂八的书，对历史也不算是一窍不通。
姜教授说：“当然不是，宋朝那可是咱们中国的文艺复兴。两宋时期咱们中国无论科技，文化，经济都遥遥领先于全世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高度在中国历史上可是空前绝后的。”
薛良听了极不服气，说道：“姜教授，宋朝没你说的这么好吧？要我说，还得是汉唐，汉唐的历史叫人热血沸腾啊。”
姜教授哈哈大笑：“管中窥豹，只宣其一，听起来的确让人热血沸腾。汉封狼居胥，唐的武功亦不遑稍让，听起来是了不起，不过要是全面评价一下呢？”
他扳着指头说道：“汉存世420余年，唐不到300年，宋300多年，论国祚长短，宋并不稍逊。对吧？我们再来看看这三朝百姓的生活，汉唯文景之治，唐唯贞观、开元可以算得相对平静富康时期，可是老百姓一共才过了几年好日子呢？汉唐有赫赫战功千秋霸业，这没错。不过那是帝王头上的辉煌，百姓得到了什么实惠？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说的还不够透澈吗？只有宋代，百姓的生活水准才真的大幅提高，才是兴，百姓福，宋没有盛世之说，宋存续多少年，那就是多少年盛世啊。”
姜教授见薛良一脸不服，笑道：“盛唐时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是宋朝时一个季度的收入，这你知道吗？一千年前宋朝钢铁年产量15万吨，300年前工业革命后的英国才8万吨；北宋神宗元丰年间，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30%以上；新中国在21世纪初才重新达到这一数值；南宋时期，熟练雇工的工资高于知府工资，现在只有欧美发达国家才有这情况，这些你知道吗？”
这些的确是闻所未闻的事，薛良不由一怔。
姜教授又说：“就算是到了饱受后人诟病的南宋末期，当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左右，经济总量却占到了全球的75%以上。这些你知道吗？如今我国的经济总量才占全球的4%。中国，那时的中国才是名符其实的‘中国’啊。”
薛良被这一串数据弄得有点发懵，怔了一怔，才道：“这个……我倒不清楚。可是宋输过岁币，这总不假吧？宋对辽、金、蒙古时，军事上一直也没有汉唐那般威风，这总不假吧？”
姜教授莞尔笑道：“呵呵，你耿耿于怀的就是宋当时面对异族的入侵不似前朝生猛吧？”
薛良笑起来。姜教授拍拍旁边，让薛良坐下，慢条斯理地说：“照你这么苛求大宋，我觉得那是站着说话不腰痛。”
薛良不服地说：“教授，你比我有学问，我承认，不过你这话我可不赞同，大宋那么有钱，要是朝廷有点志气，那还不横扫天下？北宋的杨家将、南宋的岳家将，谁人能敌啊？怎么就偏安一隅不思进取？”
姜教授失笑道：“甚么杨家将岳家将的，小说戏言，夸大其说的东西你也当真？”
薛良脸一红，有点心虚地道：“难道……难道不是真的？”
姜教授呵呵笑道：“夸张之处甚多，不实之处甚多！南宋偏安有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原因，并不是朝廷想北伐就一定能成功的。而且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当时民间反对的声音太大，社会各个阶层不愿北伐，因为他们担心收复故土后宋廷会增加江南地区的税收来扶植已被女真人严重破坏的收复区，人类啊，其实都是这么自私。”
一讲到自己的专业，姜教授来了兴致，他拍着大腿说：“再说大宋的军事，大宋的军事那是先天不足啊。汉唐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汉继承的是秦的江山，唐继承的是隋的江山，它们的前朝都是一个大一统的帝国，即便如此，也只有刹那辉煌，文治武功不出三代。宋朝没有那么好的运气，它所取代的后周只不过是当时最大的一个割据政权而已。当时的天下又是什么情况？
唐朝安史之乱后，河北、山东、山西、燕云先落在藩镇手里，后又被沙陀人占据，燕云被石敬塘割让给契丹，丧失了一个战略要地和产马之地；辽东被粟末靺鞨人占领，丧失又一战略要地和产马之地；辽西被契丹人占据，丧失第三个战略要地和产马之地；安西和北庭督护府被吐蕃，回鹘，阿拉伯瓜分；河西地区被吐蕃占领，再次丧失战略要地和产马之地；陕北，宁夏，被唐廷送给了党项人，最后一个产马之地也没了；川西先后被吐蕃，南诏占领；吐蕃占领长安一次，回鹘劫掠长安一次，南诏占领成都两次。其结果是直接导致宋朝立国后先天不足，汉人的生存空间被极度压缩，战略环境极端险恶，周围强敌环绕，契丹，党项，女真等等虎视耽耽。黄巢起义时，大唐向沙陀借兵，引狼入室致使天下四分五裂，五代中有三个就是沙陀人建立的，五代十国各自立国达几十年之久，大宋统一后光是整合人心就得几十年光景。这段时期，西夏立国了，宋还要面临与辽、夏两面作战、腹背受敌的局面。燕云十六州这个重要屏障在辽人手里，大宋想守没有地利、想攻没有战马，周围强敌环伺，试问这样一个无论攻守都受制于人的糟糕环境，就算是汉武大帝和唐太宗复活，又能怎样？”
薛良想了想道：“汉是从秦手里的得来的好处，唐是从隋手里继承的基业，那秦和隋呢？它们总是自己打下的江山了吧。大宋先天不足，便不能后天努力么？”
姜教授笑道：“你怎么知道大宋没有努力？整个北宋时期，宋朝其实一直在扩张领土，并非不思进取，直到“靖康之变”的前一年这种军事上的努力才停止。之所以大宋军事上的努力见效不大，除了立国之初便先天不足之外，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和汉唐的敌人不同。”
薛良问道：“甚么不同，民族不同？”
姜教授莞尔：“不是，是敌国的政治架构不同。汉的敌人是匈奴，唐的敌人是突厥，匈奴和突厥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不过是势力较大的部落，它们压根也没想过长驻中原，天气不好粮食不够吃才来劫掠一番，根本没有稳定的持续的攻击战略。而辽和金都是真正的国家。宋朝立国之前，辽就是一个建国五十多年的强国了，儒化程度非常高，他们不是游牧民族，而是一个民风和社会组织上仍保持游牧民族的强悍和准军事化，经济和政治上已经变成农业文明的国家，因此走农耕的封建制度，就成了维系它们国家的基础，而要走农耕之路，还有比中原更好的地方吗？所以它们侵略中原的战争策略是持续的、稳定的。面对如此糟糕的国际、国内环境，宋朝能在辽、西夏、金、蒙古四个强大军事国家的“车轮战”中坚持了和唐朝一样长久的国祚，而国内经济、文化发展始终保持高速发展不曾减速，这很不容易啊，一个腐朽的、没有组织能力的朝廷能办得到吗？”
薛良听了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姜教授笑着说：“真要分析其得失，恐怕一本书都说不完，我也只是随便谈其几点。王朝更迭嘛，那是历史规律，任何一个帝国无不由盛而衰，这一点上，不必苛求宋朝。一个帝国是怎么灭亡的，才是一件值得研究的事。汉唐皆亡于内部的政治、经济糜烂不堪。而宋呢？直至亡国前，国家没有汉唐那种内乱，百姓十分富有，政权仍受到全国军民的拥戴，都说宋朝政治腐败，但是宋朝如果真的昏聩腐烂到了极点的话，有可能是这样吗？”
薛良迟疑道：“我只想宋廷软弱，却从未深思过这些原因。”
姜教授笑着说：“打不成熟的少数民族部族，谁都可以High一下，可是一旦碰上冷兵器时代最强大的游牧民族政权，又是在既失地利又缺马匹的情况下，谁能比宋经打耐抗还能保持强劲的经济发展？况且，为人诟病的大宋军事，其实也不是那么弱。据统计，交战规模万人以上的对外战争，大宋胜率超过70%，只是他们缺马，以步兵的血肉之躯应战敌人的骑兵，注定了战争策略是以守为主，不能主动制敌。”
姜教授笑道：“历史课本上提到过‘澶渊之盟’吧？寥寥几语，只说大宋打了胜仗，却主动议和，最后以支付岁币数十万平息了战事。每看至此，恐怕大多数人都义愤填膺，只恨宋廷无能，软弱可欺。可是书本上介绍的简单，并没有深刻剖析，你往深里想想，宋廷是士大夫治天下，书生又最好身后之名，直至南宋亡国，忠贞不贰的士大夫仍然层出不穷，何以在大宋还相对强大，又是已经打了胜仗的情况下却要议和？当时是什么状况？状况就是宋人的步兵追不上辽人的快马，地理上可守难攻，实力上彼此相若，所以战略上注定了不会有完胜的可能。这仗打下去军费每年至少要几千万贯，家家都有可能收到亲人战死的讣示，百姓要为苛捐杂税所苦，流离失所、背井离乡，而战局结果呢？却不过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不输不赢的胶着局面。宋的年财政收入当时是10000万贯左右，岁币不过是几十万贯，结果是换来两国间长达百余年的和平生活，这个代价总让后人不忿，但对当时的百姓来说，却是一件福祉，他们大多数宁要这样的和平，不要一场旷日持久毫无胜算的战争。这才是做出这种决择的主要原因，战争的本来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生存，倒是许多所谓英主，却把它变成了夸耀自己的本钱穷兵黩武。宋代的统治者能理性地计算战争成本与生益，把民生放在首位，这不是很难得吗？百姓纳税缴粮，以奉养国家，求的是一个安全稳定的生存环境，可不是为某个帝王头上的什么赫赫武功添砖添瓦。如果宋的军事真的弱到不堪一击才被迫求和，它这一仗怎么会赢？辽、夏、金这些军事强国虎视耽耽一直想夺取中原，又怎么会因为这点小钱让大宋存续了300年之久？如果大宋的军事真的弱到被许多小说形容的那么不堪入目，号称“上帝之剑”的蒙古铁骑在欧洲大陆、印度次大陆、中亚地区皆所向披靡，为什么要在消灭了大宋周围其它所有国家后，又赔上了一位大汗的性命，在耗时半个世纪之后才把宋朝攻下来？”
薛良语塞：“这……”
姜教授感慨地说：“一个国家的灭亡，不一定是因为它自身的腐朽及内政混乱。一个繁荣富强欣欣向荣的国家也有可能是面对外部野蛮的力量才被消灭的。一个先进文明被消灭，并没有什么可丢人的。希腊、罗马虽都被野蛮所消灭，但他们的文明依然是西方人的骄傲！没有人崇敬消灭它们的突厥、奥斯曼，却津津乐道于它们创造的文明。而我们有些人呢？对代表中华文明顶峰的王朝大加污蔑与抨击，却对屠杀两亿人口、只知掠夺和破坏、只是造成经济、科学和文化倒退的成吉思汗津津乐道。这样的人才配称英雄的话，那希特勒也是大英雄了，谁有本事一颗核弹毁掉全人类，更是英雄之中的大英雄了。”
姜教授笑着站起来，说道：“我倒不是说宋朝极其完美，它当然也有很多缺陷和问题，有腐朽不堪的一面。只不过，在华夏五千年历史中，与其它朝代比较而言，这个朝代实在是优秀的多。历来给宋泼的污水已经够多了，所以我偏要讲讲它优越的一面。”
“王国维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均有所不逮也。’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我是深为赞同的，那是一个如梦似幻的王朝啊。”姜教授叹道：“小伙子，宋史、辽史、金史，都是元人所编，内中有多少虚假的历史是为统治者服务才编出来的呢？你是影视创作行业的人，不要小看了你们的作用。几部明清时期的演义、评书传下来，不就已经给了百姓一个完全错误的历史吗？我们的老师，你们的老师，常常说一句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只用来做爆竹，反被外国人学去做了武器，一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们的祖先只知嬉乐的样子，这完全抹煞了我国宋、明时期对火器发展所做的巨大努力，中间如果不是有元、清两次经济、科学、文化的大倒退，中国火器的成熟并取代冷兵器，也必然要早上西方几百年。可惜了呀……”
他拍拍薛良的肩膀，说：“戏说呀什么的，还是少一些的好，既然放在一个真实的历史背景下，严谨一点才是为历史负责，焉知再过几百年，你们拍的电影电视剧不会被人当成真正的历史？”姜教授说完，施施然地离开了。
1.国外的相关评价
美国历史学家墨菲(Rhoads Murphey)有本著名的《亚洲史》，个人认为是比较公正客观的评价。第七章“中国的黄金时代”，对于这个黄金时代有精彩的论述。
——“在很多方面，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后来的世世代代历史学家批评它，是因为它未能顶住异族入侵，而终于被他们痛恨的蒙古人打垮。但宋朝却从960年存在到1279年，长于三百年的平均朝代寿命。”
——这是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的时期。它拥有大约一亿人口，“完全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生产力最高和最发达的国家”。
——在宋朝，作为中华帝国主要光荣之一的科举制度达到了它的顶峰。得到选拔的官员中，有三分之一或更多来自平民家庭，“如此高的社会地位升迁比例，对于任何前近代甚至近代社会来讲，都是惊人的”。
——“从很多方面来看，宋朝算得上一个政治清平、繁荣和创造的黄金时代。期票、信用证及后来官方大量发行的纸币，适应了商业的发展。政府官员印刷发放小册子来推行改进的农业技术；灌溉、施肥、精巧的新式金属工具和最早的机器，以及改良的作物新品种。经常得到城市富商和朝廷赞助的绘画有了光辉的进步，低廉印刷术的推广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小说和故事书激增。”
国内很多人都把汉唐提高到了相当的高度，而积弱的两宋根本是中华民族的耻辱。而从政治制度上来说，其实两宋比前2者先进很多。因为只有两宋才真正采用了文官制度，而唐代确是以地方藩镇为代表的军人政治。军人政治确是可以保证一定的军事实力，但却是内部稳定的重大隐患。“首先，文官政治取代了唐朝的以地方藩镇为代表的军人政治，受到儒家教育的文人担任政府高级行政官员；孟子以王道治国的思想第一次付诸实施。其次，宋朝在农业文明、城市文明和物质文明（如手工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农业技术的新发展，新土地的开垦，以及农作物产量的提高，奠定了宋朝经济繁荣的基础。城市商业和手工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出现了以伸入为代表的新富人阶层，促进了饮食文化、茶文化、建筑及居住文化的发展。”（德国汉学家库恩(Dieter Kuhn)《宋代文化史》）
也正是由于这种文官制度，使得宋代是最为尊重文人的朝代，纵观整个两宋时期，几乎没有帝皇对于肱骨大臣的擅杀，而在明朝这种皇帝对于大臣的迫害确是随处可见的宋代。宋代对于文臣的最大的处罚事实上也就是流放，而非明朝动不动就来一次的凌迟或是诛族。而这样的制度也是明主的前提。同时这也是为什么宋代没有宦官和女主乱政出现的一大重要因素。
2. 经济情况
北宋的经济实力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强国，这类的数据实在太多，这里也没必要意义罗列。至于民间情况，程民生在《宋人生活水平及币值考察》中做过较详细的论证。宋代下层人户一般每天收入数十文到100文不等，维持一个人一天最低生活的费用约需20文。中等人户的家产，北宋大约在1000贯以上，南宋大约在3000贯以上，不过各地有很大的差异。当然考虑物件因素，各地、各时自然都不同，但在这篇文章里也可以找到详细的举例。总之，其结论就是宋代的百姓是可以比较轻松地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的。何况宋代居然就已经有了官方的救济标准或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想想我们是何时才有**的吧）官方的救济标准具体如下：熙宁二年(1069年)十一月，开封大雪，不少贫穷市民被冻死，朝廷下诏：“令籍贫民不能自存者，日给钱二十。”[27](卷一，熙宁二年闰十一月丁巳)元祐二年(1087年)范祖禹在开封时指出：“饥穷之人，日得十钱之费，升合之米，则不死矣。”[28](卷十四《上哲宗乞不限人数收养贫民》)熙宁二年的每天20文中包括了购买食品的费用，元祐二年的10文则是除了食品之外的其他必需费用。宣和二年(1120年)，诏书要求安置贫民的居养院，每天为居养人供应粳米或粟米1升、“钱十文省，十一月至正月加柴炭五文省，小儿减半”[10](卷一七八《食货志上六》)。除粮食外，还有钱10文省，冬季十一月至正月每月外加柴炭钱5文省，小孩减半。南方地区与此差别不大。宋徽宗时，杨时记载两浙杭州的居养院，官方对居养人的供应标准是：“人给米二升，钱二十。”请注意这些摘自宋史的年代，甚至是被认为最不堪的徽宗时期，这样的制度也没有荒废，至少这已是对个体生存权利的极大尊重了。
至于具体的生产力，关键数据关关的辩宋说的很详细了。而作为学经济的人来说，我更加看重的是北宋就开始的对于信用货币的应用。事实上当时不仅已有了交子，甚至已经有了最早意义上的股票。而事实上正是信用制度才使得资本主义爆发出了无与伦比的生机。信用制度或者说金融体系的根本作用正是解决资金的融通问题，抑或说是提高资金的利用率。而从整个经济的循环来看，这样的提高不正是整个宏观经济生产力的提高么？任何商业生产活动必须是资金先行，这也是进行商业生产的最大阻碍，也是为什么所谓的股市是实体经济的晴雨表之类的说法的原因，现代的虚拟经济其本质就是提高资金的融通渠道而已。而宋既然已经开始意识到了这些，那么事实上假以时日，伟大的商业爆炸时代真的是会马上在中国降临，而自然《国富论》也会出现在中国。而当时如此强大的生产力至少可以保证中国在自由经济的指导下带来远超各国的经济利润。那么之后的路真的会是很容易走了，而自由经济思想也孕育着民主。
很多人都并不看重经济因素。事实上，历史上的绝大部分重大变革，无论是三国时期的晋完成统一，还是西方的西班牙和英国的崛起，前提都是依靠强大的经济能力。
3. 王安石
再来说说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中学的教科书都说这是以失败而告终。但其带给整个北宋的其实要多得多。不论是思路贸易还是海外贸易，都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出现显著增长的。而王安石通司马光那关于理财的争论也是王安石的理财观的最好体现。与司马光那通过减少政府开支来为了扩大财政收入的节流观不同，王安石提出了远超那个时代的“开源”观点。他认为，提高国家收入的方法并不仅有“节流”，也可以“开源”：在不提高税赋的前提下，只要在政府的调控下扩大整个经济体的生产力就可以了。顺着他的思路才有了之后的诸如青苗法这些新政。而王安石的这些思想其实已经很接近于凯恩斯的那套“国家干预，通过政府财政支出来推动生产力”的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思想了。只是这样先进的思想注定难以被理解，同时由于执行方面的问题，才最终“失败”。但正是在这种“失败”的背景下，很多经济方面的数据有了显著的提高。事实上只要当时的局面能够稍加引导，就极可能使得现代金融业能够提前500年在中国出现。
4. 军事体制
两宋最大的悲哀就是失去了所有的传统马场，而当时正是游牧民族最嚣张的时候。马鞍的普及以及火器武器发展的瓶颈，都使得出色的机动骑兵战术成为农耕民族的噩梦。而与此同时强大的经济实力必然会带来出色的军事装备。当时宋军在弩箭方便的技术已经极为出色。宋军的步兵也确实深谙对付骑兵之道。同时不为人所知的是宋朝拥有中国古代防护最好的重装步兵。
在宋代，欧洲锁子甲的重量不过15公斤，15世纪时的哥特式全身甲也只有20公斤。虽然17世纪最重的盔甲达到了42公斤，但普通的重型四分之三甲也只是在20——30公斤的范围内。以重量而言，中国宋代的步人甲（步兵铠甲）是中国历史上最重的铠甲，根据《武经总要》记载，北宋步人甲由铁质甲叶用皮条或甲钉连缀而成，属于典型的札甲。其防护范围包括全身，以防护范围而言，是最接近欧洲重甲的中国铠甲，但是也没达到欧洲重甲那种密不透风般的防护程度。
根据宋绍兴四年（1134）年的规定，步人甲由1825枚甲叶组成，总重量达29KG，同时可通过增加甲叶数量来提高防护力，但是重量会进一步上升。为此，皇帝亲自赐命，规定步兵铠甲以29.8KG为限。此后，又把长枪手的铠甲重量定为32-35KG；由于弓箭手经常卷入近战格斗，其铠甲定为 28-33KG；而弩射手的铠甲定为22-27KG。同时期的欧洲步骑兵的铠甲类型还以锁子甲为主，没有达到如此的重量。
绍兴十年前后，是宋朝军队最强大的时期。名将岳飞、韩世忠等，率领以铁甲、长枪强弩为主要装备的重步兵，以密集阵容屡屡击败金朝骑兵。包括兵器在内，当时宋军重步兵的负荷高达40-50KG，由于装备过重，机动性受到影响，如绍兴十一年（1141）的祏皋战役，以步兵为主力的宋军，由于身被重甲，加上过于长大的兵器，负荷过重，因为未能全歼已溃不成军的金朝骑兵。
同时为了更有效抗击装甲骑兵的需要，宋代还生产了大量的各种大刀。特别是在南宋的初期，大刀和大斧已成为装甲步兵（重步兵）的重要装备。例如，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宋军和金兵的郾城之战，宋将岳飞就把装备有大刀、大斧的装甲步兵按两翼摆开阵势，有效地阻止了金兵装甲骑兵的进攻。当时，用大刀对付装甲骑兵进攻的基本战术，先是用大刀劈砍防御比较弱的马腿，然后，对准骑兵的胸部猛砍。
只是无奈的是，辽金对付宋军的方式一向都是在宋军的布阵还未结成是冲锋，而一旦宋军布阵结成就即遁走然后再寻找机会。机动性的差异注定宋军只能守而辽金却是主攻。
关于宋人的弩，最著名的自然是床子弩和神臂弓。床子弩是一种重武器,是依靠几张弓的合力将一支箭射出,往往要几十人拉弓才可拉开. 射程可达500米,确实当时 的远程武器.檀渊之盟前夕,契丹大将萧达览即是中了床子弩箭阵亡的,使契丹士气大挫.。而神臂弓其实也是一种弩,装有机关,但可由一人发射,射程也可达 370多米,且可贯穿重甲,令金军胆寒。 恩格斯说,14.15世纪英国步兵使用的大弓可射200码远,是当时‘一种非常可怕的武器‘, 然而它的射程贯穿力和床子弩和神臂弓比起来还差的远。由此可见，其实宋军的科技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可惜游牧民族的骑兵实在是机动性太强了，而在世界历史上，游牧民族的这种优势也直到火器开始广泛应用才得以解决。
其实我觉得募兵制没有什么不好，而且这也跟现代的军事制度更为接近。至于传统的驳斥的看法，就是杯酒释兵权造成的将不知兵的问题，其实只要拥有了足够专业的士兵，这种影响也是可以消除的。现在的各国不也是这样的么
北宋的金融背景
北宋时期，金融体系上具备了资本主义的品格，集中表现为“钱庄”和“交子”的出现。
众所周知，人类的经济史首先是物与物的交换（文字出现之前的物物交换是非常零落的，这一点考古学为我们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本文不在涉及）。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出现了金属铸币。北宋出现了纸币——交子，又叫成都交子（南宋的会子其职能跟交子大同小异）。交子作为一种流通手段根源于唐朝的“飞钱”。宋真宗年间，张永镇蜀，患蜀人铁钱重，设质济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9〉。
最初的交子并不是货币，而是一种商用信用票据，其职能类似于今天银行开据的活期存折。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交子在商业活动中使用频率越来越高，也才具备了货币的品格〈10〉。
首先，交子的印发（无论是私交还是官交）起初都是以硬通货（金、银、铜、铁钱）为发行准备金的。随着交子性质的演变，到了北宋中、后期成了政府发行的公债，用以筹措资金，弥补财政赤字。同时在钱庄内部，私人钱庄（据史料显示，最早的钱庄是私营而不是官营）通过发行纸币，蓄积了大量的贵金属，再把这些贵金属回炉铸成各式各样的物品。这些物品一部分供应宫廷御用，一部分用以市场交易，还有一部分则是向官员或官员之间相互行贿的贿品，成为国家、富人、官员敛财的一大手段。也体现出了商品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之后相应所需的保险福利、民法体系、汇兑制度和政治体制的不完善。广大的小商人和农民破产的破产，背井离乡的背井离乡。由此而导致失业率急剧上升，贫富分化加剧，剩余劳动力数量不断扩张。更有甚者，由于政府每年要向少数民族政权交纳岁币，使得政府也乐于发行纸币，如此一来纸币的供给急剧增加，在当时又无从摊销铸币税，势必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
其次，纸币的信贷没有一个健全可行的利率制度为基础，货币的发行量也无规可循。在私交时期，交子的印发是由成都交子铺发行。交子铺有时不免挪用客商们的存款用以急用，甚至用来“收买蓄积，广置邸店屋宅”〈11〉，他们逐渐发现：只动用部分存款，并不会影响交子的信誉，动用的分额不超过一定的比例，他们就可高枕无忧，这样当代商业银行的秘密就全部暴露在他们面前。交子铺自然乐意如此低成本敛财。结果纸币横行，物价飞涨，物价的飞涨又带来纸币的滥发，最终无非是纸币贬值引起通货膨胀。后来政府将交子的印发权收归国有，称为官交。无独有偶，政府也乐意滥发纸币用于回笼贵金属、交纳岁币和供宫廷御用。最后也将导致“货币供给增加——利率下降——纸币贬值——通货膨胀——货币供给增加”的恶性循环。北宋时期纸币贬值很严重，长期以来不断增加纸币供给，往往使金融市场不能切入均衡。特别是徽宗朝用兵西北，开支激增，滥发纸币，以助军费，迎来了纸币贬值的第一个高峰期。先是崇宁年间（1102年—1106年）成倍地扩大纸币发行量；大观元年（1107年）改交子为钱引时，又“较天圣一界逾二十倍”。史称“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这时的交子已不存在准备金，成为国家敛财与民争利而无实质内涵的“纸钞”。结果导致“至引一缗，当数十钱”〈12〉，贬值现象异常严重，况且交子的流通是有时间限制的。所谓的“三年一换” 并非是时间一到就可用交子兑换金银，事实上是用旧交换新交，加之体制不完善，人民更为困苦，结果人民诉讼不断。据《宋史 ?食货志下三》记载：“……富民资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不息”〈13〉。敛财兼并之风日趋严重。
总之，北宋物价的飞涨，有利于货币集中于少数大商贾、大官僚手中，进而使货币转化为资本成为可能。在以封建制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经济中，高的通货膨胀率不一定引起低失业率的同时产生，封建经济下的失业率主要是通过大官僚、大商贾的兼并而导致的。大官僚、大商贾应用手中的特权兼并土地，排斥小手工业者。所以，北宋经济在承受高通货膨胀率的同时又要承受高失业率。从而，为资本主义的萌芽既提供了必须的货币，又提供了必须的劳动力要素。
二、北宋的经济改革背景——王安石变法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
经济决定政治，政治能反作用于经济。王安石是北宋一朝有名的改革家。王安石变 法（本文仅涉及经济变法）对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具有两面性。负面影响在于：变法调整了封建生产关系，缓和了阶级矛盾，主观意愿在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统 治；正面影响在于：变法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的市场化，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的发展。
王安石的变法（这里仅指经济变法）主要推行于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前后历经十五年，史称“熙丰新政”。
王 安石的第一个法项为青苗法，规定：以常平籴本做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14〉。即以常平、广惠各仓储备的钱谷为资本，夏秋时节按户等与 不等贷与农民，利息为二到三分不等，收获后随两税一并上缴。王安石此举的目的自然是在于抑止兼并，保护农民的合法利益，然而结果却非如此。如法令规定利息 为二到三分，而在实际收息之中却超出很大，王广渊在河北收息就达百分之四十以上。司马光说到：“农民得青苗钱陈色白米一石，却将来纳新好小麦一石八斗七 升，所取利近一倍”。其现实作用不在于抑止兼并而成了政府在做生意，并且是凭借国家强制力量在做生意，与民争利。同时在配置钱谷的时候，不少地方官员实行 强行抑配，农民不得不贷，贷后又不得不还，再加之高息，结果不少农民纷纷破产失业，流离失所。据《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之六记载说，熙宁三年二月条例司奏 称：宿州预支青苗钱，上等绿豆每斗折价75文，次等72文，均比时价高大。在利息方面，实际半年（一年两料）利息不止二分。韩琦说：“陕西春夏常行之法， 取利三分，没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而且“强与之使出息”
王安石此举还有另一个用途，意在使官府府库物品商品化。神宗年间，尽管有向少数民 族政权交纳岁币的事实，然而中央政府及地方各级政府府库钱粮丰厚，王安石就是想让这些囤积物在市场上流通，政府再征收商业税，增加财政收入。这种方法同样 也是当今各国增加财政收入的一种重要途径。但王安石的另一个法项——均输法中又规定“…….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15〉。人为的规定市场的地域性 （客观的讲，该法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当时的交通条件所决定的），政府的采购有的必须在京师附近解决，如此一来商品的流通性大大缩小，形成了一个狭隘的市场。 王安石在一方面鼓励商业往来的同时，又对商人进行多方面的限制和打击，其具体内容就体现在均输法、市易法和免行法中。所谓市易法（市易法的条文很多，原文 已不可考，但其核心思想还是在于抑制大商人），就是由政府拨出款项干预市场买卖，使富商大贾无法垄断居奇。其实质类似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上海打的“米棉之 战”。王安石推行市易法，本意在于“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所以抑兼并也”。然而，因为市场体制、法律制度的不完善结果却造成“卖梳朴则梳朴贵，卖脂 麻则脂麻贵”的局面。另外，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用人不当，地方官吏从中牟取私利。难怪新法一出，天下百姓皆困，怨声载道，遭到了司马光等人的强烈反对，也 和王安石本人的初衷“不加赋而国用足”相悖。
客观上来说，王安石的经济变法有利于商品的市场化，增强了货币的流通职能，使货币在流通中能够创造更大的价值，促进了北宋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可能正因为如此列宁才会称他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三、北宋时期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基础——两个基本条件的满足
当今史学界普遍认为北宋代表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我发现：在这个所谓的“后 期”，封建的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样，能够自我调节以顺应生产力的需要。这种调节有时是客观的，有时是主观的。客观的就是指生产关系的自我调整， 集中表现为阶级矛盾的激化而导致的革命或暴动，促使统治阶级采取柔和的统治态度；主观的是指封建统治阶级主动调整统治策略，以麻痹劳动人民，主动弱化阶级 矛盾。王安石的变法就是统治阶级对生产关系主观调整的典型例子，只不过是由宋神宗和王安石唱“主角”而已。
根据我的理解，中国的封建制经 济与欧洲的封建制经济相比较，就生产力范畴而言，虽然同属于自然经济，但我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结构上的差异。欧洲的封建制经济是以纯粹的自然经济为主导的， 中国的封建经济则是一个由农、工、商相结合的更为复杂的混合体。王安石的变法也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客观存在。尽管王安石等人当时未能觉察到这样一个中西相异 的客观存在。同时，中西方的差异决定了两个经济体在步入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和时间上的不同。就道路上而言，如今的资本主义国家绝大多数是通过暴力斗争和掠夺 来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的（尽管暴力斗争和掠夺并不是资本原始积累的唯一途径）。时间上，欧洲的资本主义萌芽在13、14世纪最早稀疏地出现于地中海沿岸的 意大利诸商业城市之中。现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中凡是涉及资本主义萌芽的均将其确定于明朝中后期，即15——16世纪。根据我自己的理解，中国的资本主义 萌芽形态应出现在北宋中期左右，即10、11世纪。
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须具备两个必要条件：第一、要有与生产资料相脱离并且有人身自由的劳动力；第二、要有大量的货币资本。虽然货币资本不是剩余价值，但货币资本是创造剩余价值的先决条件。
（一） 北宋的自由劳动力
资本主义的萌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要素的投入。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北宋王朝已经处于一个积贫积弱的环境之中。大地 主、大官僚、大贵族依仗自身的权势和特殊地位，兼并土地造成大量“苦身劳力，恶衣粝食”的农民由于兼并而丧失或部分丧失自己的小块土地，流离异乡，转死沟 壑的日益增多（16）。加上连年的天灾，大量的农民丧失生产资料成为无业游民。
其次，早在唐初，均田制已被破坏，均田制的破坏意味着将有 一大部分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17）。均田制作为一种经济制度，从本质上说不是使小农获得土地，而是使小农从属于土地，当其遭到破坏之后，势必引 生出大量的自由劳动力。另外，北宋对劳动人民的户籍管理并不像汉朝的编户制度那么严厉。宋朝把农民分为“主户”和“客户”两种。主户就是拥有一定数量生产 资料的农民。客户则一无所有，其阶级成分为佃农或贫农。主户要向政府交纳“田赋”而客户则无须交纳，客户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靠“百 工、技业、师巫、渔猎、短趁、杂作来维持家计”（18）。到北宋中叶，客户比例已在数量上压倒主户。宋太宗时赵普出镇邓州时说“验彼人家，三分内二分是 客”（19）。仁宗时李觏说“今人浮客，佃人之田居人之地者，盖多于主户矣”（20）。以上论述表明地主与客户佃农之间的关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兼 并之风的越演越烈，到了仁宗时期契约佃农人身依附关系就出现了松弛和改善。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宋廷下令：“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 田收田毕日，商量去往，各取稳便，……如是主人非理拦占，许经县论详”（21）。也就是说国家以法律形式保证广大农民的迁徙自由。
在城市 中，由于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大贵族、大官僚、大商贾对小生产者的盘剥兼并，大量手工业者和下层居民，纷纷破产。加入到了城市游民的行 列，自由劳动力大军日趋壮大。王安石等人也深知如此长期下去不利于赵宋的统治，所以改革派才会不遗余力的打击“不法分子”。缓和日趋上升的阶级矛盾。王安 石个人“性刚愎，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22）。没有进行充分的实地调研，仅凭自己以前出任地方官员时的经验，强行推行新法。由于国家机器 （如保险福利、法律制度等等）不完善以及用人不当等因素，致使不少地方官员强行抑配，农民不得不贷，贷后又不得不还，加上高得吓人的利息。不少农民纷纷失 业，自由劳动力在农村和城市同时加剧。
再次，前以述及，政权之间的使节往来不断，这些使节其实就是一支支庞大的商队。商队难免要有劳动力的需求，而北宋社会又能提供这样的供给，进而双方就能达到一种交易。双方的这种交易本质上就是劳动力在“人力市场”上创造价值的过程。
北宋自由劳动力的加剧并不像欧洲的“羊吃人”那样，通过暴力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脱离，北宋的特点则是经济活动的直接结果。殊途同归，为资本的原始积累基本上创造了第一个历史条件。
（二）北宋的资本
资本主义的萌芽需要大量的资本。有的同志一听到“资本”二字就主观的与“货币”等同起来，我个人认为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一种特殊商品（23）。资本则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包括货币资本和劳动力资本。
货 币本身是不会创造出剩余价值的，只有货币作为资本以后，通过自身的特殊运动才会创造出剩余价值。而且剩余价值的创造，必须在流通中购买到这样一种商品，它 是资本所有者在使用或消费的过程中能够产生出比这种商品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货币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了这种特殊商品，这就是劳动能力或劳动力” （24）。只有当劳动力转化为商品，货币转化为资本才有可能。所以货币转化为资本必须遵循商品交换的内在规律，即必须在流通领域中又必须不在流通领域中。 宋朝货币经济发达，而且是一个多种金融货币相互流通的时代，不但金、银、铜、铁钱共同流通，货币制度还出现了“一国所铸，四朝共用”的金融现象。神宗熙宁 初年，正是王安石平步青云之际“乃诏置交子务于潞州”（25），交子开始跨出蜀境。鉴于史料的记载，我们首先排除通货膨胀的影响。北宋的商品经济非常发 达，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的发展到资本主义社 会”（26）。马克思说过：“货币持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了这种特殊商品，这就是劳动能力或劳动力”。当时宋国境内不但有很多本土的大商人，还有往来不断的使 节。在一定生产力条件下，商人和“游民”之间就能达到一个均衡。劳动力和货币在市场上相交换，这种交换不是简单的“等价交换”和“非等价交换”，而是货币 持有者在创造剩余价值的经济交换。谁都知道，一千年前的货币持有者也是“理性经济人”而不是“社会福利最大化”、“与国分忧”的慈善家。所以在北宋时期， 通过市场流通来购买劳动力使货币转化成资本，再使货币资本暂时退出流通领域以谋求更为“最大化”的利益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一过程正是资本主义萌芽的表现。
